摆脱军事暴政的社会始于暴力去常态化

从联合国到联合人民：将尊重国际法视为一种爱的行为

World Happiness Foundation 对当下缺乏对生命尊重的回应。

我在九十年代学习了政治学和社会学，后来又进修了国际关系与和平研究。多年来，我接受的训练是成为一名国家外交官——学习如何使用国家、利益、条约、谈判和战略平衡的语言。我曾深信合作的架构，认为尽管存在竞争议程，人类仍能制定出足够强大的协议来遏制我们最坏的倾向，并提升我们最崇高的意图。

然后，我内心的某种东西破碎了，随之而来的是觉醒。

这并不是对外交的否定，而是对某种比外交更深层事物的觉醒。我开始意识到政治之下那广阔且无形的景观：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所承载的深刻创伤。我开始看到，我们所谓的“政策”有多少实际上是穿着西装的、未被解决的痛苦；我们所谓的“战略”有多少是寻求控制的恐惧；我们所谓的“安全”有多少是要求确定性的创伤。

于是我转型了。我从一名国家外交官转变为幸福、福祉与和平的自觉催化剂。因为我意识到，由于太多的人、太多的社会并非真正地在生活——他们只是在生存。在对暴力和权力的思想成瘾中生存。在继承的匮乏叙事中生存。在“统治可以治愈脆弱”这种令人陶醉的承诺中生存。

但统治从未治愈过什么。它只会扩散伤口。

国际法是我们内在成熟度的镜子

国际法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领域。它是对一个简单真理的集体承诺：权力绝不能成为最高权威。当国际法得到尊重时，它就成了围绕我们共同人性的道德边界——一份关于尊严不可谈判、平民不是附带损害、边界不能取消权利、“强权”不代表“公理”的协议。

然而，国际法也是一面镜子。它反映了世界情感发展的阶段。当我们尊重国际法治时，我们展示了克制、共情和长期思考的能力。当我们违反它时，我们揭示了相反的一面：退化回冲动、复仇和基于恐惧的身份认同。

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我们今天所目睹的不是东西方的两极分化。它是两种意识取向之间的两极分化：

• 那些尊重国际法治——尤其是普遍法律和价值观的人——以及
• 那些不尊重的人。

这种分歧不仅仅是地缘政治的。它是心理的、情感的、精神的，也是深刻的人性问题。

冲突背后的隐藏引擎：匮乏、恐惧、贪婪和成瘾

许多撕裂我们世界的力量并不新颖。它们是穿着现代外衣的古老模式。

匮乏低语道：“资源不足——所以去抢。”恐惧坚称：“你不安全——所以先发制人。”贪婪承诺：“拥有更多终会让你满足——所以去剥削。”成瘾催促：“重复这种行为——这样你就感觉不到痛苦。”

而这些模式一旦被常态化，就会产生传染性。它们从内在的功能失调演变为社会操纵，从社区裂痕演变为民族国家的分极。它们被用来为宣传辩护，将邻居非人化，招募仇恨的追随者，将共情贴上软弱的标签，而将残暴美化为力量。

这就是暴力如何变得平凡。这就是军事暴政如何开始让人感到“必要”。这就是伤害的常态化如何演变成一种文化，然后是一项政策，最后成为一种命运——除非我们去中断它。

但中断需要的不仅仅是谴责。它需要平衡。而平衡始于所有和平的起点：内心。

和平不是战争的缺席，而是整体性的存在

和平不是消极的。和平不是天真的。和平不是投降。

和平是一个成熟人类社会受监管的神经系统。

内在和平是直面痛苦而不将其传递下去的能力。根本和平是承诺保护生命——尤其是脆弱的生命——视其为神圣。和平是选择响应而非反应。它是拒绝在敌人基础上建立身份。它是保持复杂性而不坠入攻击行为的力量。

那么，爱就不是装饰品。爱不是一种情绪。爱是一种凝聚的力量。爱是重新连接被恐惧撕裂之物的力量。

这里有一个核心真理：如果人的尊严在心中得不到尊重，国际法在世界上就不可能得到尊重。当内在的契约被破坏时，外在的条约是脆弱的。

这就是为什么呼吁尊重国际法也是一个呼吁康复、成熟和进化的召唤。

尊重国际法是一种相互依存的纪律

我们常把主权说得像是孤立。但没有相互依存的主权会变成傲慢。而没有主权的相互依存会变成混乱。未来两者都需要：根植的身份和全球的责任。

国际法是人类将相互依存制度化的最佳尝试之一。它是各国表达以下观点的语言：为了整体，我们将克制自己。我们不会让侵略、灭绝、酷刑、饥饿或对人类系统的羞辱常态化。我们不会将残忍称为“文化”。我们不会将暴力洗礼为“安全”。我们不会让逍遥法外成为传统。

当国际法遭到破坏时，一些微妙但灾难性的事情发生了：愤世嫉俗的情绪增长。人们不再相信公平，不再相信言语的分量，不再相信合作的可能。而当信念崩塌，暴力就会涌入填充真空。

法治——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不仅仅是法律结构。它是转化为行动的集体希望。

联合国必须演变为联合人民

世界的变化速度超过了我们机构的适应速度。我们可以感受到：气候破坏、流离失所、不平等、信息战争、武器化的身份认同、算法放大的愤怒，以及试图维持“常规”的陈旧军事机器。

然而，人类也在觉醒。各地的人们都在寻求意义、连接、真理和治愈。他们正在质疑继承的意识形态，拒绝简单的二元对立。他们感觉到，未来无法用建立过去的同一种意识来构建。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联合国（United Nations）必须演变为联合人民（United People）。

这不是对国际结构的否定——而是对它们的实现。

因为和平不能只由国家谈判，而由公民生活。和平必须从底层共同创造：在社区、教室、医院、工作场所、家庭和心中。和平必须变成参与式的。不是一场峰会，而是一场运动。不是一项决议，而是一种关系。

正如联合国必须进化一样，国际法也必须进化：从主要存在于国家间的框架，进化为更深层的人际与相互依存法律文化——即在每个边界上被生活、体现和实践的价值观。

国际法必须由国际共情来强化。

如果我们想要一个真实反映我们本质——相互依存、情感丰富、充满爱心和关怀的人类——的社会，那么我们必须停止视暴力为不可避免。我们必须停止称之为“理现实主义”。我们必须停止将统治浪漫化为力量。

我们必须点名军事主义的行为：它训练人心接受残忍，训练预算优先考虑武器而非福祉，训练思想在只有人类的地方看到敌人，训练国家混淆恐吓与安全。

一个对暴力成瘾的世界总能找到理由为其辩护。

一个从暴力中治愈的世界会找到超越它的方法。

问题不在于冲突是否会存在。问题在于我们是通过法律和同情心来管理冲突，还是通过逍遥法外和武力来解决冲突。

来自 World Happiness Foundation 的呼吁：尊重之路

作为 World Happiness Foundation 的主席，我向地球上的所有公民发出呼吁：

走一条尊重之路——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走一条和平、慈悲和爱之路。走一条负责、成熟和关怀之路。

因为幸福与正义密不可分。福祉与尊严密不可分。和平与法律密不可分。

尊重国际法不是一种抽象的政治偏好。它是对每个生命都至关重要的宣言。它是拒绝让苦难成为政策。它是坚持我们共有的人性远大于我们继承的分歧。

我们现在能做什么？

我们不需要等待机构变得完美后才变得勇敢。这里有每个人都可以实践的简单而深刻的承诺：

• 践行内在法则。调节你的神经系统。治愈你能治愈的。不要把痛苦传递下去。
• 拒绝非人化。留意那些将人转化为物体或威胁的语言。中断它。
• 维护普遍价值观。人权、尊严、平民保护和非侵略不是西方的或东方的——它们是人类共有的。
• 追究领导者责任。当公民拒绝让逍遥法外常态化时，法治才能生存。
• 在本地建立桥梁。两极分化不仅通过政策减少，更通过关系减少。
• 选择“爱”作为战略。爱并不意味着没有界限。它意味着对生命的承诺。

未来并非仅由权力书写

世界会试图说服我们武力是终极语言。但我们更清楚。有一种比武力更古老的语言，那是“归属”的语言。

国际法，在其理想状态下，就是写进协议的归属感。

下一次进化是清晰的：在这个星球上，法律不仅被执行，而且被体现；机构不仅谴责暴力，而且培育治愈；国家不仅谈判利益，而且保护人性。

这不是理想主义。这是生存——在更高的意识水平上的生存。

让我们选择一个权力受准则引导的世界。让我们选择一个恐惧被和平平衡的文明。让我们选择一个贪婪被关怀平衡的人性。让我们选择一个对暴力的成瘾被对生命的奉献所取代的未来。

从联合国到联合人民——愿我们成为我们本来的样子：相互依存、情感丰富、充满爱心和关怀的人类。

愿我们对国际法的尊重不仅是遵循，更是可见的慈悲。

Luis Miguel Gallardo, World Happiness Foundation 创始人兼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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