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和平——从内在开始

加拉多把这本书的起点追溯到 2025 年 5 月穿越喜马拉雅山麓的一段旅程。

印度与巴基斯坦紧张局势升级，印度北部机场关闭。他原本准备飞往达兰萨拉，与达赖喇嘛尊者会面。旅程两端的天空都关闭了，他改走陆路。

和平常常走更慢的路。它贴着地面行走，穿过平凡的生活、耐心的对话，以及也许永远不会成为新闻的善举。

当他终于见到达赖喇嘛，他遇见的是一位经历占领、流离与数十年流亡却未屈服于怨恨的人。这次相遇让全书的核心问题更加清晰：如果和平完全依赖有利的境遇，那么当这些境遇消失时会发生什么？

《Fundamental Peace》就是他的回答。这里的和平并不要求无痛的人生。它是充分面对痛苦、并把痛苦的能量转化为慈悲、理解与有目的行动的能力。它不是退出世界，而是我们回应世界时不再复制其恐惧的内在地面。

和平研究通常区分两个基本维度。消极和平是直接暴力的缺席：停火、枪声止息、即刻伤害的终止。积极和平是正义的在场：让人有尊严生活的社会、政治与经济条件。

两者都不可或缺。但《Fundamental Peace》提出第三个维度：支撑它们所需的内在能力。

协议由人书写，机构由人领导。教室、政府、企业与社区都继承了其中人们的恐惧、身份与未愈的创伤。

当这些内在系统仍被威胁、羞辱或僵化的“我们”与“他们”所主导，即使精心构建的和平也会变得脆弱。当人们发展出更强的情绪连贯、慈悲的觉察，以及从僵化身份中获得自由，对话与修复的条件就更稳固。

《Fundamental Peace》不取代正义、外交或负责的制度。仅靠内在的平静无法拆除压迫结构，也不能结束战争。但没有能够承担它的人，结构性的和平同样不完整。内与外属于同一座建筑。

这些能力不会消除分歧。它们改变了进入分歧的那个人的品质。

本书也介绍了 FP20：一份二十题的自评量表，用以支持在这四个维度上的反思。它并非临床或诊断工具，而是把和平的理念与观察和练习连接起来——看见和平已经在哪里，以及哪里还需要照料。

“每个人”这几个字改变了和平的尺度。

和平不能只是外交官、谈判者或国际机构的专业领域。他们的工作至关重要，但环绕他们的文化在更早之前就已成形：在家庭、学校、职场与社区。

书中最动人的回忆之一，是加拉多在战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担任国际观察员时遇见的维利娜（Vligna），一位 85 岁的老人。她失去了孩子、房屋，甚至牲畜。但清晨四点，她已经在一所即将成为投票站的学校外等候。她等着投票，因为她心中仍怀希望——和平地生活、重新变得幸福的希望。

维利娜并不站在谈判桌前，她只是完成一件普通的公民行动。然而在那一刻，她正是联合国所说的“日常的和平建筑者”。凡有人拒绝把苦难传递下去，和平就在那里。

如果和平从内在开始，它就不能只留在内在。

它必须进入家庭，成为可靠修复的练习；进入教育，成为情绪素养、合作，以及不将对方非人化的分歧能力；进入组织，成为心理安全、尊严与共同目标。

它必须进入城市，成为归属；进入经济，成为对人类繁盛的诚实关切；进入国际关系，成为面对差异而不把身份变成武器的能力。

联合国 2026 年的行动提醒我们：和平在教室、社区，以及每一个人们以开放心智与心灵相遇的地方被塑造。它建议的行动刻意务实：付出时间、发出声音、召集一个和平圆圈，或分享一个带来希望的故事。只有当我们误解文化如何形成时，这些才显得微小。任何文化都是人们反复练习之事的累积结果。

国际纪念日给人类一个共享的日期——一个不属于任何国家、宗教或意识形态的日子。它让我们形成包容的“我们”，而不必发明一个“他们”。

但一个日子只有当它改变其后所有日子里发生的事，才真正带来转变。

和平不是留给 9 月 21 日的表演。它是每日的功课：注意、调节、慈悲与修复。是回应之前的停顿；是评判之前的倾听；是打断羞辱性语言的勇气；是选择修复关系而不是保护自尊。

它同样是耐心地改变产生苦难的条件：不平等、排斥、歧视、暴力与对人的尊严的否认。每天投资和平，就是同时投资于人与系统——神经系统与社会系统，餐桌与议会，教室与国际会场。

也许它请求五分钟的安静，让你停止与自己的经验搏斗。

也许它请求一场被推迟的对话、一句需要说出的道歉，或一条不带恨意划下的界线。

也许它请求你去帮助一个人、主持一个圆圈、挑战不公，或用你的平台讲一个恢复希望的故事。

你可以打开《Fundamental Peace: The Source Book》，思索它的四种能力，并完成 FP20。然后选择一项具体的和平投资。不必一次面对全人类。一个人。一段关系。一个社区。一个行动。